中央社会工作部首任部长亮相，新机构如何解决信访问题？

据《法治日报》报道，7月7日，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圣主持省部级干部信访工作专题研讨班结业式。报道显示，吴汉圣已担任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首任部长。

公开资料显示，吴汉圣出生于1963年4月，山东临朐人，早年曾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工作，后调任地方，曾在辽宁、山西任职。2018年12月，吴汉圣回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任副书记。2020年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组部纪检监察组组长，2022年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根据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省、市、县三级党委也将组建社会工作部门，并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这意味着中央到地方将构成垂直管理体系。

根据《方案》，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有专家向南都记者表示，此次调整后，未来信访工作更趋于专业化，可能向研究型信访发展。

长期在基层治理一线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将信访治理与社会工作统筹在一起，打破了此前信访只负责信访，民政只负责民生的状态。 “信访+民政”模式是化解信访矛盾的有效方式。

吴汉圣。资料图

曾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工作多年，有纪检工作经历

1985年，吴汉圣从吉林工业大学热能动力工程系内燃机专业毕业后，进入原机械部工作，历任机械部科技情报所干部、人事处干部科副科长、团委副书记等职，1990年任机械部团委常委、科技情报所团委书记（副处级），时年27岁。

1991年，吴汉圣离开机械部，来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先后担任组织处助理调研员、组织处副处长等职。1994年，转任新华社澳门分社人事部（组织部）副处长。在新华社工作3年后，1997年，吴汉圣重回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工作，之后担任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部长等职。2007年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正局级）。2009年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2010年，吴汉圣调任沈阳市副市长，2013年任沈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4年调任营口市委书记，2016年出任辽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次年调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8年机构改革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吴汉圣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2020年12月报道显示，吴汉圣已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2022年5月报道显示，吴汉圣已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直至此次履新。

天津市和平区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新华社资料图

未来可能向研究型信访发展，在基层治理中化解矛盾

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

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此次改革中，信访系统的调整备受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翟校义告诉南都记者，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意味着信访工作变成一种专门业务，未来信访工作会越来越专业化，可能会向研究型信访发展，即对信访的数据和资料进行研究，发现信访内容反映的问题和人民的需求，并将结果向上反映。

翟校义认为，这次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部，加强对国家信访局的领导，强化信访工作收集相关社情民意的功能，很多信访事务就可以进入到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决策层，基层遇到很重要的信访问题可以向上反映，国家信访局就可以将问题反映给中央社会工作部，让中央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研判，对政策做出调整。

“这样可以专门帮助党和政府发现正在运行的政策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更多的机会使党的领导能够直接地呈现出来。” 翟校义说。

根据《方案》，中央社会工作部划入民政部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

理解“信访+民政”的模式的关键，一些学者认为，首先要了解当前国内的社会环境。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程伟公开撰文表示，当前，人民的利益意识和权益意识空前觉醒，整体社会呈现出无数利益主体相互关联、博弈、竞争、冲突等等景象。这一社会生态环境，对党的社会工作创新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和挑战。有关个体利益诉求的表达激增，党和政府那种抽象性和整体性地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方式已不可行。

李程伟称，面对与社会利益分化相伴而来的诸多弱势群体问题，信访工作需要增强统筹性、开放性和可及性，真正打造成为人民权益保护的“兜底”机制和“良心”工程；党在基层社会建设和治理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与管理等方面，同样需要根据社会环境进行领导方式和工作机制的创新。

翟校义认同李程伟的观点，他认为将信访与基层治理进行专业归口管理，是因为信访治理和矛盾化解主要依赖基层，信访工作中的很多事务都与社区治理、基层治理等息息相关。

山东大学威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剑雄长期在一线参与基层治理实践与研究，他向南都记者表示，中央社会工作部将信访治理与社会工作统筹在一起，打破了此前信访只负责信访，民政只负责民生的状态。

郭剑雄认为，此举可以统筹社会各方力量，以专业方法开展基层社会治理，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他说，中央社会工作部有两大优势，一是由于政治优势使得其开展工作更加行之有效，其次是更有利于社会治理的专业化。

据了解，郭剑雄带领团队在威海环翠区鲸园等多个街道社区内参与社会工作站的建设，为基层工作者开展专业培训。他介绍，社会工作站的工作内容是邀请如心理、法律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加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冲突，并为老幼群体和困难家庭提供社会服务。同时，总结矛盾治理经验，并上升到政策与理论层面。

郭剑雄也坦承，基层解决棘手信访案件的能力有限。但如果在矛盾初期介入调节，是可以防止一部分矛盾冲突上升为信访问题。

据他观察，许多信访人需要的其实是尊重，这就需要基层工作人员破除偏见，给予更多尊重与理解，并掌握专业的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等知识。与此同时，基层如果能在信访人生活上进行帮扶，当中有些人也会选择息诉罢访。

调整后或将改变信访系统责重权轻状态

不少学者认为，此次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进一步提升了信访机构的层次规格，有利于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诉求。

翟校义认为，强化信访工作收集社情民意的职责，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具体体现，强调的是这一制度的政治性。

他表示，信访制度的政治属性一直都很强，信访就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始终不能脱离群众，要保持鱼水关系；脱离群众，这个政权就非常危险。从历史发展来看，信访制度的地位一直在上升，每次制度改革，目的都是为了与群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翟校义说。

公开资料显示，信访制度正式确立于1951年，此后中央和各地相继设立相关机构。1995年国务院颁布《信访条例》（2005年修订），信访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提出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信访工作条例》，同时废止《信访条例》。

此轮信访系统的调整，能否改变长久以来责重权轻的状态引发思考。

翟校义认为，实际上，信访机构的权力并不轻。此前施行的《信访条例》第36到38条，均对信访机构可以行使建议权作出规定，例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对在信访工作中推诿、敷衍、拖延、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

翟校义将这项权力形容为“一把尚方宝剑”：“很多人觉得它太重了，拿不住、不敢用。”。据他观察，很多信访部门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力，甚至有个机构称十几年来只用过一次。

他表示，为了解决“不敢用”的问题，2022年《信访工作条例》在《信访条例》的基础上，增加规定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应当编制信访情况年度报告，并在报告中写明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追究责任建议以及被采纳情况。

此外，翟校义还提到，以前的信访条例规定的是“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信访工作条例则把这一规定调整为“依法按政策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加上“按政策”，是因为除了中央之外，地方也有制定政策的权力。发现问题时，地方可以基于本地的情况出台新的政策，补上原有政策的漏洞。

采写：南都记者 郭若梅 蒋小天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