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文物大案搁置20年始末：“保护伞”逼停专案组 | 深度报道

记者/ 李东 实习记者/ 张爔文 何欣欣

编辑/ 石爱华

“洛阳盗墓贼，不怕刑警队，老大在纪委，谁敢与其作对，就把谁双规”。这是20多年前，流传于洛阳民间的一段“盗墓贼之歌”，反映的是以“宋氏兄弟”为首的盗墓团伙，盗掘古墓、走私文物，并在河南纪检系统“保护伞”王文海的庇护下，迫害洛阳刑警的现实。

2002年底，公安部牵头组建“12·10”文物倒卖专案组，针对“宋氏兄弟”等盗墓团伙开展刑侦工作，期间曾查获上百条文物犯罪线索，涉事人员近百人。2004年，侦查工作进行期间，专案组多名警察突然被“双规”，后被调离侦查岗位或调离公安系统。专案组查获的线索无人再敢深入追查，文物倒卖专案就此搁浅，导致部分涉案人员脱罪或轻判。

近20年后，随着王文海的落马，其他保护伞被抓，“12·10”文物倒卖专案重启调查。2023年8月，“宋氏兄弟”团伙部分盗墓贼被公诉，王文海等保护伞“逼停”专案侦查行动的过程也得以公开。

洛阳地区被挖盗的墓

被干扰的专案组

洛阳，十三朝古都。根据公开资料，洛阳城北邙山一带土厚水低，宜于殡葬。早在唐代，就有“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的诗句。但因盗墓猖獗，这些陵墓在2013年时已经呈现“十墓九空”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部门曾对盗墓行为进行过打击，但上世纪80年代再度猖獗。2002年，一名自称广州文物爱好者的人，在洛阳老城附近的一家民宅里看到了“汉唐文物”二百多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匹1.2米高的抬蹄大披鬃三彩马，堪称国宝。他估计，一屋子文物的市场价至少五千万元。

2002年底，这位文物爱好者将看到的情况写举报信反映给公安部。他在举报信中写到，洛阳市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在数量、品位方面都无法与这屋子的文物相比。据他打探，这些文物的存放者是当地的“宋氏兄弟”，据说“宋氏兄弟”控制着洛阳市的文物走私生意，从盗挖到收购、运输，都有参与。

北青深一度获得的材料显示，公安部收到这封举报信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作出批示，要求一网打尽。2002年12月10日，公安部刑侦五局组织河南、广东两省公安厅有关领导召开会议，对案件进行研究。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张程锋批示，抽调可靠、得力人员，针对文物案组建“12·10”专案组。

书面文件显示，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为专案组组长，河南省公安厅刑侦部门和洛阳市公安局为主要成员。洛阳市公安局负责案件具体侦破工作，洛阳市公安局时任局长张太学为专案组副组长之一。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经前期了解，“宋氏兄弟”共有四人，举报信中点名的是老大宋彦彬和老三宋彦庆，两人为盗墓、倒卖文物犯罪集团首脑；老二宋彦海、老四宋彦洪是洛阳公安系统警察，其中，老四的岳父时任洛阳市委副书记。这样的背景让专案组倍感压力。

经过前期3个月的秘密侦查，专案组发现，宋家老大和老三及其团伙骨干成员何建康等人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这个组织在地下文物市场形成了垄断之势，涉及盗掘古墓、倒卖走私文物的重大妨害文物管理犯罪，还涉及绑架等暴力犯罪。

据专案组成员介绍，案件秘密侦查阶段，就出现专案组成员被威胁、外部人员说情等干扰。后经公安部、河南省政法委召开会议协调，济源市公安、检察机关参与专案组侦查和监督工作，干扰情况得到一时缓解。

专案组没想到，侦查过程中还会出现更大的阻力。

广州文物爱好者的举报信

“失败”的抓捕行动

专案组民警介绍，侦查初期，大量存放在宋家的文物被转移、破坏，涉案人员也出现逃跑迹象。专案组当即决定秘密抓捕，但没想到的是，抓捕消息走漏，专案组行动被迫提前。

2003年1月13日，专案组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抓捕行动。这天下午4点左右，洛阳市各级公安机关和洛阳市武警支队都接到集合通知。晚上7点，近500人在武警洛阳支队教导队营部集合，他们分成42个抓捕小组，准备行动。直到夜里出发前，各小组才知道各自的具体任务。

行动持续到第二天天亮，此次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查获各类文物336件。但重点抓捕目标宋彦彬和宋彦庆及其团伙骨干成员均逃脱。

集中抓捕行动结束后，专案组通过技侦手段发现，14日0点38分，洛阳市公安局警察曲金华与老三宋彦庆的手下何建康手机通话77秒。专案组怀疑，是曲金华走漏抓捕消息。

曲金华与“宋氏兄弟”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前后，当时曲金华在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任缉私队副队长。他经常光顾宋家经营的饭店和茶馆，因此认识了宋氏兄弟。

北青深一度获得的材料显示，双方相识后，曲金华起初想将宋家老大和老三发展为“线人”，利用他们获取文物犯罪线索，后来发现他们也贩卖文物。宋氏兄弟提供的线索，多是针对宋家的对手。

记者从在案资料中发现，宋家老大和老三曾参与过一个倒卖文物案件，曲金华本来要带队抓人，但分得两人送来的30万元赃款后，便不再追究。此外，宋家兄弟曾利用手下何建康等人，多次从盗墓人员手中低价收购文物，再高价卖出。曲金华曾抓过何建康一次，查扣了运输工具。老三宋彦庆私下出面说情后，曲金华放人还车。

在案资料显示，宋氏兄弟曾向曲金华提供过一个上海文物贩子的线索，一个绰号“上海陈”的人到洛阳，从另一文物贩子手里买了几件唐三彩，成交价40万元。老三宋彦庆得知后，命人将消息提供给曲金华。“上海陈”再到洛阳时被曲金华抓获。宋彦庆出面说情，“上海陈”退赃40万元后被释放。此后，“上海陈”只从宋家买文物。

类似的事情，曲金华在洛阳做过多次，后来发展到，他与宋彦庆一起到广州，名义上是抓文物贩子，实则由宋彦庆找广州文物贩子向他自首并退赃。不当面退赃者，会被带回洛阳处理。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向港澳文物贩子释放信号：与洛阳宋家以外的文物贩子合作就会被抓。

曲金华在后来的调查中提到，在与宋氏兄弟的交往中，他自觉越陷越深。但宋家兄弟提供的线索让他工作上干出了成绩，职务得到提升，因此没想过收手。

2003年1月，专案组对宋氏兄弟等文物贩子进行秘密抓捕时，曲金华的职务是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大队长，但他被借调到河南省纪委已经半年多。

对于曲金华与宋家兄弟的勾当，“12·10”专案组集中抓捕行动前并不明确知晓。但鉴于他们接触频繁，专案组在2003年1月13日行动当天，派人通知曲金华配合专案组调查。曲金华以“正在办理纪委大案为由”没有露面。

“12·10”专案组怀疑曲金华走漏风声后，于2003年1月20日向洛阳市纪委请示，建议市纪委对曲金华采取强制措施，但未被采纳。

除了曲金华有走漏风声的嫌疑外，专案组发现，抓捕行动当晚，“宋氏兄弟”中的老四，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秘书科民警的宋彦洪，在集中抓捕后，与老大宋彦彬，有过三次通话。专案组向洛阳市纪委建议控制宋彦洪，也未被采纳。

此外，书面文件显示，宋氏兄弟中的老二宋彦海，当年任河南省孟津县公安局局长，他当年也指使两名警察帮助宋家兄弟藏匿。

宋氏兄弟经营的文化城一角

逼停专案组调查的“导火索”

2003年1月的集中抓捕行动后，“12·10”专案组组长、副组长曾到河南省纪委请示，建议控制正被省纪委借调的曲金华。但专案组当时并未掌握曲涉案的实质证据，曲当时正在参与办理省纪委的“石发亮案”，河南省纪委未采纳专案组建议。

“石发亮案”是当时河南省纪委着重办理的大案之一。石发亮曾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2002年底，他因多项违纪违法问题被河南省纪委“双规”。

曲金华得知“12·10”专案组想要控制自己的事后，“觉得委屈”，找到了时任河南省纪委第五监察室主任王文海帮忙，通过王文海的帮助，他得以向省纪委领导当面报告，自称遭人陷害。曲金华称，自己在缉私队工作期间，曾打击过一个涉黑团伙。团伙头目名叫王跃峰，曾与宋氏兄弟多次发生冲突。王跃峰的亲属是“12·10”专案组的成员之一。曲金华谎称，“12·10”专案是王跃峰为打压宋氏兄弟买通公安高层编造的一个案件，专案组想要调查他，是王跃峰亲属的报复行为。

曲金华还向王文海谎称，“12· 10”专案组监控了王文海的手机，希望王文海出手阻止“12·10”专案组继续侦查。

在案资料显示，1995年到1998年，曲金华与王文海同被中纪委抽调到云南办案，两人因此相识。王文海称，曲金华向省纪委领导汇报时，他不知道曲金华与宋氏兄弟之间的勾当。因一起办案多年，他对曲金华比较信任，对曲的汇报内容未起过疑，也未核实过真假。

而王文海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迟迟没有做出实质性动作去阻止“12.10”专案组。他比较关心的是一个叫蔡武堂（现已病亡）的文物贩子。

蔡武堂是“12·10”专案组在统一抓捕行动中抓捕的文物贩子之一。专案组核心成员遭迫害与他有很大关系。

根据在案资料，蔡武堂1955年生人，自1984年开始在洛阳倒卖文物，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1991年，在河南省纪委任职的王文海到洛阳办案，过程中认识了蔡武堂。蔡武堂看中王文海的官职，有意与王文海结交，便主动找机会接近王文海。王文海并不反感，去广州度假也带着蔡。

1996年前后，蔡武堂因为贩卖文物被汝州市公安局抓获，王文海向时任平顶山市公安局长施压，蔡获释。1997年前后，蔡武堂多次送钱给王文海，王文海没有拒绝过。

1998年，王文海任河南省纪委第四监察室主任。8月份的一天，夜里11点左右，他驾驶一辆武警牌照的黑色奥迪轿车，在郑州市纬一路与经五路交叉口，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对方腿部受伤，“比较严重，好像断了”。

王文海称，奥迪车是另一专案组的配车，前挡风玻璃处放有河南省纪委的案件特别通行证，他自己是省纪委的干部，因害怕影响面子和仕途他一心想着如何逃避责任，赶紧逃跑，没叫急救。

肇事后，王文海先打电话给一个河南省级官员的女婿郭志斌。郭赶到现场，王随即离开；离开现场后，王文海打电话给曲金华，商量逃避责任计策，又打电话给蔡武堂，想让蔡武堂“顶包”。洛阳市西工区委一领导的司机连夜将蔡武堂送到郑州，与王、曲汇合。

经商量，蔡武堂找来刑满释放不久的高和平，以“日后会用得着大领导”为诱惑，让高和平顶包。因高和平没有驾照，在王文海指示下，洛阳市车管所于事发次日，给高和平办出了首次领证日期提前的驾照。最后，医疗费、赔偿费、修车款等由蔡武堂支付，事故责任由高和平承担，事情就这样处理了。

蔡武堂在与王文海接触过程中还发现王文海有情人、并且存在插手政府工程等情况，再加上参与了“顶包”事件，蔡武堂觉得掌握了王文海的犯罪证据。因此，被“12·10”专案组抓获后，蔡武堂不做供述，他确信王文海为了自保，会想办法“捞”他。

王文海承认，当时，他心里很清楚，他和曲金华、蔡武堂一损俱损。曲金华的汇报、蔡武堂的被抓都成为他为了“自保”而迫害“12·10”专案组成员的导火索。

宋氏兄弟中的老二宋彦海，曾在洛阳公安系统工作，后因涉嫌窝藏罪被逮捕

调查刑警队的“小金库”

王文海后来被调查时称，因蔡武堂被抓后随时可能撂出“顶包”的事，加上“12·10”专案组坚持要抓曲金华，他担心曲金华和蔡武堂为换取从轻处理而供出他违法乱纪的事情，迫于被动的形势，他决定出手，找到“12·10”专案组成员的一些问题进行“反击”，变被动为主动。

材料显示，2003年1月底，早在得知蔡武堂被抓后，王文海就有意将“石发亮案”的办理进度放慢，让河南省纪委领导感受到，“12·10”专案组的调查行为对省纪委的工作造成巨大影响。2004年2月初，王文海觉得，省纪委领导对洛阳刑警已出现不满态度，他认为“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曲金华得知王文海要“反击”时，马上找了调查“12·10”专案组成员的借口：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私自设有小金库，涉及几千万元，很多都被私分和行贿了。

王文海听后很兴奋，但觉得不能直接查，得有个“正当理由”，便让曲金华将“小金库”之事写信举报，寄给河南省纪委。

王文海解释，之所以要寄举报信，是因为在省纪委里，他任职的科室分管洛阳，无论省纪委哪个领导批示，案件怎么流转，最后一定是到他手上，由他处理。“有领导批示，可以加大办案人员重视程度和查处力度”。

2004年2月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省纪律委员会书记李清林对匿名举报信进行了批示，这封信几天后果然到了王文海手里。按照当时纪委线索核查程序，要先初查线索真实性，再查是否涉及省管干部，最后决定哪级纪委办理。王文海跳过这些程序，直接让下属杨文生带着从“石发亮案”专案组抽调的办案人员和洛阳市纪委的人进驻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自2004年2月27日起，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财会室、仓库都被搜查，账本、电脑都被扣压。刑侦支队会计冯爱阳、出纳张淑葕、秘书科长孙聚欣、刑科所长张冠章等10多人被陆续“双规”。

事实上，王文海当时知道，“小金库”是历史遗留问题，很多单位都有，不是秘密。但他仍要查，还给办案人员的组长开会，要求必须查出问题。

当年，大河报对奥迪车撞击摩托的交通事故进行了报道，当时，王文海找人顶包，逃避了事故责任

“出逃”的专案组

在案资料显示，2004年3月4日，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以单位名义将刑警支队财务管理情况作了梳理，并向正在调查“小金库”的河南省纪委人员作了详尽汇报。但这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

小金库问题被调查之初，洛阳市公安局的领导层就觉得奇怪，他们认为省纪委不应该越过市纪委，直接去查市公安局支队的账。他们陆续了解到，“小金库”调查人员在询问涉案警察时，主要问题并没有围绕“小金库”展开，而是询问“12·10”专案组的工作进展情况。被调查人员不说，就会遭扇耳光、不给饭吃、不让睡觉等虐待。

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刑警陆续发现，唯独刑侦支队四大队没有被查，而四大队正是曲金华所在的大队。王文海后来承认，“小金库”调查组带队人员杨文生与曲金华私交很好，不查四大队是为了保护曲金华。

截至2004年4月初，王文海主导的“小金库”调查组并没有查到曲金华所举报的资金问题。王文海后来称，查小金库是幌子，真实目的是为了报复“12·10”专案组副组长张太学等成员，逼迫专案终止调查。

之所以报复张太学，是王文海得知，张太学手上或已掌握他犯罪的证据。

张太学手中的证据来自文物贩子蔡武堂，蔡武堂被羁押在焦作市博爱县看守所一年间，因等不来“捞人”消息，他为了争取立功轻判，决定检举王文海。2004年3月下旬，蔡武堂以“有重要犯罪线索，要举报”为由，点名要见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

2004年4月初，见到张太学后，蔡武堂说出“交通肇事顶包事件”等内容。张太学觉得事关重大，便先将蔡武堂转押到洛阳市栾川看守所秘密羁押。2004年4月14日，“12·10”专案组制作了蔡武堂的检举笔录。

4月14日这天，带队制作蔡武堂检举笔录的是张建岳，他在4月17日突然被“双规”。18日，刑侦支队政委王宗文也被“双规”。此时，“12·10”专案组民警已经发现，主要办案人员陆续被“双规”。

王文海承认，张建岳等人与“小金库”根本不沾边，对这些人采取“双规”措施都是他决定的，因为这些人都跟“12·10”专案有关。张建岳是“12·10”专案主要办案人员，“双规”他是想让他说出侦办过程，对其他办案人员形成威慑。

据张建岳说，他被“双规”期间，三天三夜不让吃不让睡，被直接逼问“12·10”专案侦办情况。4月20日中午，张建岳趁看守人员熟睡之机，逃出“双规”地点，躲了起来。

2004年4月19日，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任“12·10“专案组侦察员的李小选接到通知，让他晚上到洛阳市纪委。他辗转找人打听得知，王文海已经准备将他“双规”，他便连夜逃离洛阳，在上海躲避3天后，到了公安部。

“12·10”专案组成员中，接到“双规”通知的、“双规”几天被放出来的、预感到“双规”风险的成员陆续赶到北京。他们在公安部招待所汇合，一起向公安部反映遭遇。半个月后，河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将“小金库”的事从省纪委交由洛阳市纪委负责，解除对民警的“双规”措施。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刑侦支队的女会计并没有被解除“双规”。

在案材料显示，2004年5月初，省纪委“小金库”调查组的带队人员杨文生向王文海汇报，称“小金库”的事已经查清，女会计没问题，要对她解除“双规”。王文海不同意，因为女会计供出的情况，不足以阻止“12·10”专案组追查曲金华和蔡武堂，王文海下令，将她异地关押到平顶山市纪委的“双规”地点，继续审。

2004年底，新换的小金库调查人员，跳过王文海直接向省纪委副书记汇报结案后，女会计才被解除“双规”。据女会计后来讲述，调查期间她曾遭遇殴打、罚跪、热水烫脸等虐待。有9天9夜，她只喝了几口稀面汤，体重骤降30斤。

王文海后来向侦查人员交代，当时不放女会计，是想牵制“12·10”专案组人员，避免重启文物案的调查。

2023年8月，宋氏兄弟等人涉黑案件在南阳市法院开庭

保护伞“落马”，旧案重启

在王文海的施压下，“2·10”专案组的调查工作不得不暂停，一些情况未能深挖。

截至2004年1月8日，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9名，其中重要嫌疑人43名；掌握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件149起，涉及文物1116件，交易额1363.3万元。缴获各类文物565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144件。

在专案组已经查获的案件中，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经达到起诉条件的案件有43起。未达到起诉条件的，自“小金库”事件发生后，无人继续侦查。

司法文书记载，自2004年下半年起，洛阳市公安局多民警受到撤职、降级、记过处分；专案组主要侦查人员陆续被调离公安系统、调离洛阳市局、调离刑侦岗位。“12·10”专案案卷无人敢保管，有关宋氏兄弟的待查线索无人再敢过问。

根据“12·10”专案组尚且掌握的事实和证据，宋家老三宋彦庆被判刑5年6个月，服刑一段时间后，被监外执行。宋家老大外逃7年后投案，材料显示，他因有精神疾病证明，而未受到刑罚处罚。蔡武堂获刑1年8个月，2004年8月17日刑满获释。曲金华未受到处罚，仍以借调名义在河南省纪委办案。

此后，“盗墓贼之歌”在洛阳坊间流传开来 —— 洛阳盗墓贼，不怕刑警队，挖出古墓倒国外，越干心越黑；我是盗墓贼，老大在纪委，谁要敢和我作对，把他们全“双规”。

在过去的19年时间里，“12·10”专案组主要成员坚持控告王文海。而王文海则升任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还曾兼任河南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和河南省政法委员会委员。

2018年3月，王文海在河南省司法厅厅长任上退休。2021年7月11日，王文海被河南省纪委监委留置，三天后，河南省纪委监委公布了这条消息。2021年7月21日，曲金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南阳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

2021年9月16日，中央督导组做出批示，要求彻查“12·10”专案中存在的漏人漏罪漏案及涉及的保护伞犯罪。同日，河南省公安厅牵头，洛阳市公安局作为主要侦查单位，成立“9·16”专案组，对“12·10”专案重启侦查，并在社会面征集有关“宋氏四兄弟”的犯罪线索。

在案材料显示，因“12·10”专案组主要成员举报，早在2005年，中纪委专程派人调查“交通肇事顶包”事件，但因为王文海、曲金华、蔡武堂、郭志斌定下“攻守同盟”计策，中纪委最终未能查实举报。2022年3月，在“9·16”专案组调查中，王文海最终承认了“顶包”事件。

据王文海交代，自“顶包”事件发生后，蔡武堂以“帮了大忙”为要挟，向他要钱。曲金华得知情况后，给了蔡武堂20万元。曲金华承认，这些钱的来源是宋氏兄弟。

曲金华承认，宋氏兄弟多次从贩卖文物获得的赃款中分给他一部分，他已经记不清具体次数。他曾从宋氏兄弟处拿了一个十公分高的足金实心财神坐像送给王文海，明确向王文海说是宋家老三送的，“王文海看了之后很高兴，很满意”。宋氏兄弟还通过曲金华送给王文海一块高档手表。

曲金华说，“12·10”专案组“名存实亡”后，宋家老大、老三的犯罪行为没有被深挖致使这两人被轻判，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接受宋氏兄弟送的东西，王文海不会直接说什么。

曲金华还曾让宋氏兄弟将两个汉代圆鼎、两个汉代铜镜、一个唐代海兽葡萄镜等12件品相很好的文物送到北京，由他送给王文海。王文海向“9·16”专案组侦查员称，曲金华先后送给他一把青铜剑和两面唐代青铜镜，说放在办公室里可以辟邪。

王文海交代，过去19年时间里，他的行为使曲金华多年来没有被打击，反而升职、正常退休；他的行为使“宋氏兄弟”得到了极大保护，势力一步步壮大。在他的协调下，曲金华的弟弟接到了洛阳市监狱的绿化、装修等工程，赚了钱。

王文海供述，直到他被抓前，他才知道这些文物都是“宋氏兄弟”为了讨好他，通过曲金华给他送的礼。但曲金华称，每一次送礼，他都明确说了是宋家兄弟送的，王文海当时就知道。

在案资料显示，王文海落马后，宋氏兄弟也陆续被调查。

自2002年3月，宋氏兄弟中的老二宋彦海历任孟津县公安局副局长、局长，2011年6月后的10年时间里，任洛阳市公安局特殊警务支队支队长。2022年1月29日，宋彦海因涉嫌窝藏罪被洛阳市公安局刑事执行逮捕。

宋氏兄弟中的老四宋彦洪于2014年3月12日从洛阳市公安局辞职，2014年6月出任洛阳市水席园旗舰店董事长；2021年11月3日因涉嫌妨害作证罪被洛阳市公安局刑拘；2022年1月29日被批捕。

2021年初，“9·16”专案组调查过程中，宋彦海、宋彦洪分别命人将文物转移、毁坏，侦查人员从两人住处、承租处查扣文物超过300件。

在案材料显示，自2003年起，为了维护犯罪组织稳定，宋彦海、宋彦洪从幕后走到前台，接管了整个犯罪组织及资产，通过拉拢腐蚀司法人员、指使组织成员顶罪等违法手段，使老三宋彦庆轻判，减刑，还帮助老三违规办理监外执行。此外，他们还长期窝藏逃犯老大宋彦彬，通过虚假精神病鉴定帮助宋彦彬逃避刑事追究。

“9·16”专案组侦查过程中发现，2018年初，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初宋氏兄弟中的老三宋彦庆更名宋彦儒并外逃至日本，并通过地下钱庄等方式将犯罪所得向日本转移。如今公安机关仍在追查。

2023年8月，宋氏兄弟团伙被河南省南阳市检察院诉至南阳市法院。公告显示，宋氏兄弟及其团伙成员42人，在近20年里触犯组织、参加、领导黑社会组织罪、盗掘古墓葬罪、倒卖文物罪等25项罪名。北青深一度从庭审现场了解到，老二宋彦海、老四宋彦洪分列该案第一被告人、第二被告人，庭审现场，两人均认罪认罚。

北青深一度获悉，截至发稿，该案尚未作出判决。洛阳市内另有其他企业主反映曾遭宋氏兄弟团伙迫害至今未被调查。另外，王文海、曲金华判罚情况尚未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