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范式与新方法

2023年6月10日，由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江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名达史学青年沙龙”在江西师范大学名达楼3320会议室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董立河教授、《史学月刊》李恒副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作成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吕和应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初庆东副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顾晓伟副教授，以及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小忠副教授、雷娟利副教授、吕晓燕副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本届学术沙龙的主题“国别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范式和新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与会学者分三组展开学术研讨与交流，学者各自简要陈述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核心观点，并由指定的评议人进行评议。

第一组研讨由《史学月刊》李恒副主编主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吕和应副教授以《克罗齐与德国现代史学理论——以克罗齐的语文学批判为中心的考察》为题，发掘了克罗齐历史哲学核心命题的史学史蕴涵，并基于思想史方法辨析了克罗齐对德国现代史学思想的继承与批判；围绕克罗齐的“语文学批判”考察了历史学、哲学与文学三者的思想关联，据此阐明克罗齐并不满足于历史学所追求的“正确性”（Richtigkeit）与“真理性”（Wahrheit），而是力图回归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揭示历史学蕴含的政治—道德批判维度。这种文化伦理价值亦贯穿于克罗齐的思想文化实践和文明史的书写，诠释了作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史的真谛。评议人董立河指出，吕和应从德国角度对克罗齐进行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具有极大的启发性。评议人张作成认为，该研究极具学术价值，建议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同时，他也进行了观点争鸣，认为克罗齐的史学理念非常新颖且颇具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哲学与历史学的统一、美学思想两方面。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顾晓伟副教授以《柯林武德的世界史学叙事及其缺憾》为题，探讨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存在知识论与形而上学、实质主义与人文主义、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内在张力，并以康德的分析范畴揭示了柯林武德如何将历史哲学内涵界定为方法论、知识论与普遍哲学三个层面。像赫尔德、黑格尔、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等人一样，柯林武德的世界史学叙事并未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羁绊，并因其理论的张力坠入实质主义陷阱。若以全球史学史的眼光来审视柯林武德构建的“科学历史学”，势必会发现柯林武德因缺乏中西史学传统的比较而存在短视与偏见。评议人张作成指出，柯林武德的史学观念源自《哲学方法论》中的论述，强调了不同种类的推论、想象、逻辑、论证，未从事史学研究提供了一套概念体系或工具。同时，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二人代表了20世纪初期日渐兴起的历史性思维，这种历史性思维真正地从历史学的角度，按照历史性程序去建构、论证情节，证明某个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张小忠副教授以《作为公众技艺的史学：约翰·普拉姆的社会文化史探析》为题，分析了“普拉姆学派”学术研究的特点，一是重视传记，二是推动了历史学从专业化向大众化靠拢，三是研究方向从政治史扩散到社会文化史领域。他指出，普拉姆主要通过评论的方式来写作，导致理论思考方面尚未形成体系，碎片化特征明显，这是普拉姆在史学上的一大缺憾。评议人初庆东认为，该选题很有意义，“普拉姆学派”中的若干人物在当今英国史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同时也有两个疑问，一是“普拉姆学派”这一称谓的来源问题，二是“普拉姆学派”跟英国马克思主义有何关联。评议人徐良也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能否使用“普拉姆学派”引领战后英国史学这一说法，二是如何评价“普拉姆学派”对二战后英国史学变迁的影响。张小忠随后进行了回应。他指出，“普拉姆学派”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差异。一方面，他们存在主旨与倾向上的相似性，重视整体社会史；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在阶级分析方法与文化阐释路径上的分歧。“引领”一词可以商榷，“普拉姆学派”对英国史学的影响，一是开拓了新的研究主题，代表了二战后英国史学的变化趋势，二是连接了二战及战后关于英国历史知识性质的讨论，即历史知识到底是为专家书写并创造历史知识，还是为普及历史知识、培养民众的历史意识服务。

第二组研讨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吕和应副教授主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作成教授聚焦历史时间问题，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视角切入，梳理了时间从古代到当代史学的内涵转变，认为历史时间问题构成了当下历史理论界核心论题，既要有跨学科的理论视域，又需赋予理解历史时间新的维度，凸显时空体概念对于历史分期的阐释和场景化结构化写作的价值，重视历史性体制所嵌入的心态、记忆与文化因素，展望人类世（Anthropocene）与中西史学时间观的未来。评议人吕晓燕认为，张作成把时间概念放置在中西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强调时间从古至今的发展和演变，由此来考察历史时间这一概念的流变及其背后反映的历史意识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评议人初庆东指出，张作成的报告视野宏阔，能够将超长的时段梳理出清晰的线索，完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任务。有两点建议可供参考，一是根据历史时间的发展进行重新分期；二是在分析时，需要考虑到科学和经济的发展。评议人董立河指出，时间问题这一选题非常重要，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切入对其进行研究，极具价值。但由于研究跨度比较大，单篇文章不足以涵盖所有方面，需要以一个大的课题的形式分阶段进行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雷娟利副教授以《二战滇缅战场日军部队编成及其军政统治考证》为题，从史料、战场特殊性、“去同质化”研究三方面阐述了选题缘起，试图通过相关研究佐证日本侵略给亚洲造成的灾难，拓展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战争反思研究。评议人初庆东指出，该论文在整理原始材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日军部队编成与军政统治之间的关联性阐释尚有欠缺。评议人吕晓燕认为，该论文的最大特点在于史料扎实，滇缅战场属于国内抗战史研究中相对忽视的领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同时提出了一个疑问，日本对于滇缅战场的历史记述态度如何。雷娟利老师进行了回应。首先，她指出日本对于战争的记忆，基本上采取选择性遗忘和“英灵”式的书写。其次，她表示未来会继续研读史料，争取能够强化文章主体的关联性，凸显研究主题的特殊性。

第三组研讨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作成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初庆东副教授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传记转向”与“全球转向”》为题，阐释了“传记转向”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生命史，并以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为案例，评估了个体传记在表现历史方面的价值。在“全球转向”的学术潮流影响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突破地域和观念限制，全球视域和比较方法促使史学跨国旅行走向深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式更新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全球微观史便是一种新尝试。评议人顾晓伟认为该选题非常有意义，文中涉及的诸多话题都具有启发性。评议人雷娟利指出，传记写作时常存在错误的、伪造的、隐去若干内容的史料，因此传记主观性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便值得探讨。她建议从全球史的视角探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记转向，进而使论文线索更加明了清晰。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吕晓燕副教授围绕“社会公正与经济可行”问题，从社会公正、经济可行、政治现实三个方面对威廉·贝弗里奇的养老金计划及其调整（1941-1946）进行了分析，探索了这一时期英国关于养老金问题的设计、调整以及背后推动的因素，指出该问题既体现了意识形态之争，又反映了双方在现实之下的妥协和退让。评议人顾晓伟认为，吕晓燕的论文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写作非常扎实，作为具有实证性的社会史研究，有极大的意义。但从投稿角度来看，文章体量稍大，需要进行精简。评议人雷娟利也认为该论文写作扎实、厚重，但体量过大，建议对文章的线索进行细致梳理，并且增加二级标题。李恒副主编指出，该论文将历史过程揭示得比较清楚，但历史问题意识方面还有些欠缺，需要进一步思考论文的研究时段以及战时政策对于当前和平年代的意义。张作成建议对学术史回顾和结语部分进行完善，适当添加量化表格以缩减论文篇幅。

三组学术研讨与交流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前沿动态与论文发表”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圆桌讨论。圆桌会议由董立河教授主持。

李恒作为引言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首先，他指出在策划《史学月刊》每期论文选题的过程中发现，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居于指导地位，但我国的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空白之处，因此与会学者应该多关注相应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其次，他认为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依然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英、法、美等国史学的研究受到了较多关注，但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的史学研究尚有很大欠缺。弥补相关研究空缺对当前我国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最后，他倡导青年学者多跟一流学者对话，积极讨论交流，不断获得启发，提升学术水平。

作为本届学术沙龙的召集人和引言人，徐良就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始终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弱项，受到的重视不够。我国的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至今已近百年，但学者们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某一专题、某一史家、某一时段、某一学派的研究，可谓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他建议学者应该多关注国别史学史的缘起与传承问题。最后，他结合自身对近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变迁的相关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诸多交锋，也存在相互借鉴，关系较为复杂，研究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美国史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董立河认为本届沙龙的主题“国别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范式与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座学者的研究方向涵盖德国史学史、英国史学史、意大利史学史和美国史学史，国别、学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实践中到底有怎样的张力关系值得关注。它们在相互交流、研究的过程中，实际上有可能形成全球的交集。

张作成谈到了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自己自2021年以来，非常关注中西方史学共有的一些史学理论问题等方面，之所以使用东西比较的方法，是因为很多问题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中西方对于相关问题的解读及回答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进行比较。

顾晓伟首先指出，期刊编辑跟作者之间是共同体关系，编辑跟作者一起创造了某个论文文本，存在一个支持与交流的过程。其次，对目前国内史学界在西方国别史学史研究方面存在的欠缺等问题，他建议选取一些西方知名学者的国别史学史著作进行翻译，出版一套国别史学史译丛，国内学者在其基础上继续进行国别史学史的深化研究。最后，他谈到了自身存在的转向。从博士阶段进行柯林武德研究，到博士后阶段转向曼德鲍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一些兴趣，计划对其进行思想性研究。

吕和应首先谈及了国外经典著作的翻译问题，翻译目的并非仅仅是介绍西方史学，其实很多英国史、美国史、德国史学史都有相关的研究性作品，这些作品的翻译将大大地有助于对外国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同时，作为外国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研究者，我们还要兼顾中西方学者的著作。对于历史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中国现实出发，讨论一些更具有普世性、普遍性的问题，这样就完全可以跟西方进行对话。

初庆东对学术研讨环节的某些提问进行了回应。关于英国为何较少关注理论这一问题，他指出这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息息相关，使得英国学者注重实用、轻视理论。除了柯林武德之外，英国很少有具有理论色彩的历史学家。此外，他还分享了自身的学术经历和科研规划。他指出，在硕士阶段，自己主要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受到汤普森著作的影响，随后转向了法律社会史方面的实证研究。但后续还会继续关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计划先撰写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相关论文，梳理其脉络，进行贯通式的研究。

张小忠也谈及了自身研究领域的转向。他指出，自己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主要研究柯林武德，然后逐渐转向更大范围的史学史研究。在2020年申请到“普拉姆学派与战后英国史学变迁研究（1962-2001）”这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后，逐渐尝试开展史家群体研究。“普拉姆学派”的相关研究逐渐成型，但尚有很多空白。他希望通过自身的研究，让国内学术界了解到该学派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该学派在英国的地位和价值。

孟海泉发表了他对历史哲学的看法，对沃尔什思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二分法表示质疑，认为历史哲学应该从哲学角度来看待和研究历史。西方哲学的发展一般划分为古代的本体论、近代的认识论、现代的语言哲学，与此对应，历史哲学应该是三分法，即思辨、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

雷娟利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提出了论文投稿方面的一些困惑。她向李恒副主编请教，应该如何同编辑部进行有效沟通。李恒副主编结合审稿的经验，分享了自己挑选文章的标准，那就是要兼顾学术性与选题价值。论文既要具备较强的学术性，同时也要兼顾到研究热点，把当前的研究基础与前沿、政策导向问题结合。

王栎分享了自己从事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他指出，近年来，环境史研究的新概念层出不穷，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选择何种理论统领全文，如何将某些概念上升到理论高度，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董立河对此作出回应。他认为，环境史是这个时代的忧思，是关于命运共同体的思辨历史哲学，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