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缩编,消失的“铁饭碗”有哪些?
10月14日,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告发布,招录3.96万人,相比去年增长7%,扩招趋势明显。
国考扩招的同时,公务员、事业编制缩编的新闻也时不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些县城不仅撤并精简了多个行政部门,还缩减了部分事业单位的编制,有的县编制缩减数量超过了一千个。
怎么减?
县城编制缩减怎么减?整合机构,削减编制数量。
以最典型的山西省为例。
2020年4月,山西省确定了第一批人口小县试点改革。今年年初,两批6个试点县陆续透露机构改革的成果。其中,浮山、河曲、娄烦三县的数据较全。
改革后,这三县的事业单位精简,事业编制数量显著减少。
娄烦县的改革力度将大,事业编制锐减88.6%。浮山、河曲也减少了一半以上的事业编制,事业单位的数量更是减少超过3/4。
除了事业单位,党政机构也推进扁平化的管理方式,整合缩编。
据统计,浮山、河曲、娄烦、石楼四县的党政机构均缩减到22个,平均减少了38%。
以河曲县为例,该县将水利局、扶贫办、农业局统一合并为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简称为农水局;同时,县发展和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能源局以及教育科技局,也被合并为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商务局。
合并机构的同时,浮山和河曲还对科级领导职数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削减。
相类似的,湖南、内蒙古等地的人口小县,也开始缩减编制。
例如今年9月,青海玛多县公布最新的改革成果,宣布完成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任务,改革前的25个党政机构被整合为20个,精简比例达到20%。
为什么缩编
缩编,实际上是形势所迫。
现状之一,小县城往往是人口外流的重地。
以浮山县和河曲县为例。两地的常住人口在近十年来处于下降的趋势,2021年分别为12.4万人(浮山县)、14.3万人(河曲县),相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11.4%和4.7%。
而在这期间,事业编制的数量并没有缩减,换句话说,需要服务的人变少了,但服务人员数量却还在持续增加。
若按照浮山县2011年常住人口与改革前编制人数数量,单个编制人员需要服务的民众数量为72人,但随着人口外流,这一比例下降到1:63。
或许你会说,这一比例也没有变化太多,何必要缩编呢?
因为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用人成本不低。
同样以上述三个试点为例。
根据其2022年的公开数据,三地机关及事业单位工资福利支出占一般公共支出的比例均在25%上下,最高的浮山县,达到31.3%。
也就是说,政府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是用于雇员的。
如果将这个比例放到全球横向比较上,你就会发现它高得惊人。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其他国家政府部门劳动者报酬占财政支出的占比几乎没有高于20%的,美国为9.4%、英国为14.2%,邻国的日本和韩国,也只有5.9%和10.1%,远低于上述三地。
这样高的用人成本,地方政府负担得起吗?
我们来看看浮山县的债务率。
简单来说,债务率(政府债务余额/综合财力)这一指标可以用来衡量政府的债务压力与偿还能力。
国际上将120%作为衡量地方债务创收能力的警戒线。
浮山县2022年的债务率为63.2%,远低于国际警戒线,但如果细化到收支上,短板就暴露了。
在浮山县,来自上级政府机构的转移支付是综合财力的大头,占总收入的82.2%。如果去掉这一项,浮山县的债务率直线上涨至355.9%,几乎是国际警戒线的三倍。
也就是说,浮山县很难靠自己养活自己。
按照这个逻辑,一旦上级政府债务余额增多,上级下达小县的转移支付减少,小县偿还债务的能力就变得脆弱。而整合机构、缩减编制,无疑是省钱的一条路径。
缩编范围会扩大吗
那么,除了前文提到的几个试点小县,会有更多的城市进行缩编吗?
毕竟,五六线城市基本都面临着人口外流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一线至四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五、六线城市却处于下降趋势。
并且,人口流入越来越集中,流出地越来越多。
对比2010年,2020年存在人口流出的地区增加了301个,占比达到77.9%。
这些地区,供养规模庞大的编制人员可能都将是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债务压力都不低。
财政部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年均16.3%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名义经济增速的7.8%,导致负债率攀升、债务风险不断累积。
2022年,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受到疫情冲击,加之持续增长的债务余额,多数地方政府债务率均有上升。
但目前除了试点试行外,全国债务较高的几个县域,都还没有出现明显缩编的迹象。
本文以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率排名前十的省份为例,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2》选出每个省份户籍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单位,再根据历年公务员职位表,统计了近三年来这些人口大县计划的行政编制数量(包含机关单位、参公单位)。
数据显示,面对债务压力,只有天津蓟州减少了公务员的招收规模,而更多的大县甚至还扩大了招收计划。
2023年,吉林榆树、辽宁海城和海南文昌的行政编制相比两年前都几乎翻了一番。重庆合川则是从10个编制增长到50个编制,增长4倍。
由此可见,行政编制的调整还应考虑更多因素。
近年来,考公考编热度高涨,不少人认为考上公务员、获得编制,就能过上较为稳妥的生活,而随着国考继续扩招的消息放出,参加公务员考试、编制考试竞争或许将更为激烈。
不过,小县城的缩编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地方行政编制的调整与地方人口规模、地方政府债务率等因素息息相关,一旦地方政府需要盘活自身经济时,缩减编制就会成为减轻行政负担的优先途径,编制也就不再是一只“铁饭碗”。尽管目前一些人口大县尚未有缩编迹象,但在考公考编成为潮流的当下,小县城缩编仍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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